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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 | 碳中和只靠征税或碳交易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滞胀冲击

作者:admin 发布日期: 2021-05-26 二维码分享

碳中和是个跨界的问题,我是从一个经济分析、金融分析的角度,来分享我们怎么思考碳中和未来的发展路径和经济影响的。

目标明确:中国减排压力更大

来自于《自然》的一篇文章表明,工业革命以来碳排放大幅增加、碳浓度指数持续上升,造成了气候问题,而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又会带来对经济、社会的损害。现在和工业革命之前相比,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将近1度。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,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,本世纪末地球的平均气温可能要比工业革命前高2度,也有一些科学家说要高4到5度。这会对整个地球的生存环境造成冲击,例如海平面上升、极端天气频发,疾病传播风险加剧等等,所以我们要采取措施,推进碳减排、碳中和。

但是,对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争议的,国内..都有争议。到底气候变化有多严重?地球的气温上升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有多大?在科学界、经济学界都有比较大的争议,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。

这个冲击力真有那么大吗?我们真的应该付出短期的经济代价来做碳减排、碳中和这样的事情吗?我们确实不知道50年、100年以后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,但是碳排放、碳的浓度上升带来的气候变化,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存续期超长,可能长达数百年。如果我们在50年以后发现气温上升对人类带来了灾难性影响,那个时候再做碳减排可能已经来不及,甚至付出再大的代价,哪怕回到原始社会可能也无可挽回了。

所以,我们做碳减排,实际上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“买”一个巨灾保险。买保险都是要付保费的,碳中和的“保费”就是当前的经济可能会受到一些拖累。这是在研究碳中和问题后,.能说服我的一个重要理由。

不过,人类关心气候变暖问题,其实不是从开始的,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,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显著效果?未来会不会和过去不一样?回答这些问题,有必要回顾一下气候经济学过去的分析框架。

就目前来讲,中国、美国、欧盟这几个高排放的大型经济体目标已经明确,中国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,美国、欧盟是2050年。我们的挑战尤其大,因为从2030年碳达峰到碳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;欧盟是1979年、1980年就达峰,有70年的时间去实现中和;美国是2006年达峰,它从达峰到净零排放有40余年的时间。

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巨大,需要慎重思考发展的路径问题。

碳排放:超时空外部性

首先需要反思的是,为什么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,二氧化碳不断地过度排放?为什么市场机制自身无法纠正过多的碳排放?

这涉及到一个经济学术语“外部性”。外部性,指一个经济活动的收益是个体享有,比如说钢铁厂、化工厂的生产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,它的盈利是自己享受的,但是它的碳排放对未来气候的可能影响,却是整个社会来承担。这样的外部性使得个体没有自我的动力来约束自己,所以碳排放在市场经济的自发环境下得不到控制。

经济活动里面有很多外部性,例如,金融危机也是外部性导致的,金融机构个体扩张带来的收益是单个企业享受的,出了危机、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风险,政府来救助实际上意味着金融机构过度扩张的成本是社会来承担,这导致金融机构没有动力约束自己,所以要金融监管。

空气污染、土壤污染、水污染也是一个外部性。一个化工厂排放的污染物,社会承担成本,收益是自己的,所以它没有动力来约束自己。

怎么来纠正外部性呢?通常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纠正,一个重要方式是增加这个活动的成本,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,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碳价格,就是要给二氧化碳的排放制定一个价格,相关的经济活动要按照这个价格付出成本,从而把这个外部性内部化、进而约束排放行为。

如何确定碳价

如何确定这个碳的价格,依据是什么?

传统的气候经济学是从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、社会的损害这个角度制定碳价格的,你给社会带来了多少损害,就应该付出多少成本。但是这个损害不好确定,为什么呢?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性和刚才讲的金融危机、空气污染是不一样的,它的外部性是一个超时空的外部性,从空间维度来讲,它是一个、全局性的,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;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不仅是美国,也是各地。由此,碳减排、碳中和等气候治理问题必须要协作,所以说如果中美真的重视气候问题,是不可能脱钩的,没有这两个经济体的合作协同,我们不可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。但是协作又非常困难,这就是面临的难题。

排放二氧化碳的外部性还有另外一个特征,就是它的时间跨度特别长,一般的空气污染,比方说化工厂排放,那么的空气就污染了,明天停了,污染就没了,马上见到效果,而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具有累积性,对气候的影响、对经济的冲击是几十年、几百年才能看到效果。所以,我们讲纠正外部性、多大程度上提升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,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。

怎么平衡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,这个很不容易。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,但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后代的利益,很多时候是有疑问的。所以空间的维度、时间的维度使得政策达成共识、有协同效应,非常困难。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应对气候问题面临的难题。

在这种情况下,经济学研究碳的价格也有好长时间了,也有不同的估算。

举两个例子:一个是耶鲁大学的教授、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(Nordhaus),他获奖的原因是对气候经济学研究的贡献,他估算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是37美元;另外一个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斯特恩(Stern)教授,他做过银行的经济学家,2006年受英国财政部的委托做过一篇应对气候的评估报告,成为气候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,按照他倾向的贴现率,碳的价格大约是是266美元。两个教授的估算结论,一个是37美元,一个是266美元,为什么差别这么大?

再看两届美国政府,奥巴马政府时代估算碳的排放成本是42美元,特朗普时代的估算是7美元,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会退出巴黎协定,这一点都不奇怪,因为他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没那么大。

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?

有两个原因:一个对几十年以后地球的气温到底上升多少,上升以后对经济的冲击到底多大,这些有争议;第二个原因是利率选择的差异,涉及到如何看..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伤害。假如在50年以后一吨排放的伤害是100元人民币,限制钢厂付出的代价也是100元人民币,这两个100元人民币可以直接比较吗?不可以,因为50年以后的100元人民币肯定不值当前的100元人民币,需要要用利率来折现。利率越高,50年以后的100元人民币的现值就越低,利率越低,折算成现在的价格就越高。利率的选择反映了什么?其实就是反映了前面讲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后代人的利益、多大程度上关心当代人的利益。利率高低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发达、高收入利率低,低收入、发展中利率高,为什么?因为有钱人、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的人,有耐心等待未来,他把钱借给别人要求的回报就没有那么高。有些发展中吃不饱肚子,你让这些的人不吃饭把钱借给你,当然他们要的利率就会比较高,利率高就意味着碳的价格应该低,利率低意味着碳的价格应该高。

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,发达和发展中碳的价格应该一样吗?理论上讲,发展中碳的价格应该低一些。问题是:低多少呢?这都是困难所在。

绿色溢价:目标明确下的成本有效性分析

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,过去这两年应对气候问题有一个根本性、框架性的改变,就是不再争议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长远社会伤害是多少,现在的目标已经确定了,中国是2060实现碳中和,欧美是2050实现碳中和,所以现在的分析框架和过去不一样了。过去是成本-收益分析,现在是成本-有效性分析,即在给定目标的情况下,怎么以低的社会成本有效地实现目标。

现在的分析框架不应再是碳的社会成本、碳的价格,而是绿色溢价。

绿色溢价的概念今年比较火,比尔·盖茨近出了一本书《怎样避免气候灾难》,影响很大。在这本书里,他提出了绿色溢价的概念;这个概念很简单,不是争议碳的危害有多大,而是说我们怎样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,从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转换为清洁能源、可再生资源。

目前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,所以经济主体没有动力从化石能源转化为清洁能源。因此,要推动碳中和,我们要做的就是降低绿色溢价。

怎么降低绿色溢价,甚至让清洁能源的成本低于化石能源,有三个路径:一个是技术进步降低太阳能、风能、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成本;第二个是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,这需要碳税、碳交易市场形成碳的价格,这里的碳价格概念和前面讲的碳的社会成本概念是不一样的,这个是操作层面怎样让化石能源的成本高于清洁能源;第三个路径是社会治理,很多时候是生活习惯、文化理念、社会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消费行为,影响我们经济活动,所以碳中和也可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入手,从我们平时的个人生活习惯,到节电、饮食,到城市的规划、技术设施的设计,再到绿色标准的制定等。以上三个方面不是相互排斥的,而是相辅相成的。

未来的碳中和潜力

接下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下未来的碳中和潜力。

首先讲技术进步。可再生清洁能源潜力有多大?这里面有一个比较,中国的石油储量86亿吉焦(热量单位),风能储量2919亿吉焦,太阳能是796800亿吉焦。仅看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有多少感觉,举一个例子,我们整个地球的人类社会一年所用的能量,包括照明、汽车、空调、取暖等所有的能量使用加总在一起,相当于太阳照射地球多长时间?2分钟。所以太阳能的潜力是巨大的,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技术手段能够低成本地使用太阳能。

怎么来看清洁能源的技术潜力呢?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分,就是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差别:化石能源是自然禀赋,有就有、没有就没有,中国有煤炭缺石油,这是自然禀赋;清洁能源是制造业,光伏设备是制造的,风电设备是制造的。

制造业有什么特征?规模效应,即制造业的规模越大、单位成本越低。这个在中国的例子特别明显,随着光伏的装机容量、风电的装机容量等增加,我们的风电造价、光伏造价大幅下降。十多年前还有很多人在争议、甚至批评我们是否应该给光伏提供补贴。现在没有了,因为现在光伏的价格已经低到本身有经济的可行性了,这也是中国很大的一个优势,因为我们是大的制造业经济体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十年、二十年以后,中国可能变成能源“出口”国,只不过我们出口的不是石油、煤炭,而是利用太阳能、风能的机器设备,潜力巨大。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可以用我们估算的绿色溢价进行量化展示,中国的绿色溢价从2015年到现在快速下降,主要是光伏、电动汽车等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。

绿色溢价还可以用于刻画行业层面的碳中和技术成熟度,同排放占比结合起来,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行业层面的碳中和问题。

通常而言,排放的占比越高,其对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性越大,所以我们看未来十年碳减排的重大潜力在于电力行业,因为它的排放占比高,与此同时,它的绿色溢价相对较低,所以实现碳中和,.主要的路径是清洁电气化。首先是电气化,尽量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电气化;其次是发电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。当然有些行业没有办法完全电气化,比如说水泥、航空燃油就要靠碳汇(编者注: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、植被恢复等措施,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,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、活动或机制)、碳捕捉(编者注:碳捕捉指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,压缩之后,压回到枯竭的油田和天然气领域或者其他地下场所)等其他手段实现碳中和。

还有一个现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的问题是,我们怎么确定碳的价格?有两种基本的方式,一个是碳税,另一个是碳交易市场,全国统一碳市场可能很快于6、7月份就要推出了。这两个手段各有优势,总体来讲,这两个不可偏废,碳市场更有利于控制碳排放,碳税的价格预期更稳定、更能促进企业创新。

关于社会治理,从绿色生活到绿色城市,再到数字经济的引入。其实,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综合治理,如果实现碳中和只靠征税,或者碳交易市场形成碳的价格,那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滞胀冲击。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升,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经济冲击。虽然碳中和意味着经济不得不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,但这并非需要把所有的转型压力集中在短期消化,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中长期的长效机制,主要就是前面讲的三个方面,即碳的价格、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。综合的社会治理,需要政府的政策投入,需要相关监管标准的制定,需要每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以及我们改变理念。

总体来讲,我对未来的发展是谨慎乐观的,人类社会总是能找到足够的技术进步,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,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。在这个过程中间,中国面临的可能是一个重大的、以前没有的发展机遇,也就是:绿色能源是制造业,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,这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能源、经济形势,也可能会改变经济格局,从长远来讲是一个新的、重大的发展因素。

文 | 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 彭文生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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